家長一點通:
“星星雨”是中國第一家為孤獨癥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的民辦教育機構。來自德國的河山（Alexander Haase）和來自英國的RobAspey，分別作為制片人和導演兼攝像，共同合作拍攝了紀錄片《星星的孩子》，紀錄了2007年來這里接受一個教學周期（11周）培訓的孤獨癥孩子及其家長。影片讓許多人第一次認識了孤獨癥——這是一種腦功能障礙引起的嚴重的長期發展障礙綜合征，患病幼兒可能在三歲前出現不愿與人交往、不合群、言語發展障礙和情緒與行為異常等病癥。孤獨癥無法通過藥物來治愈，目前最有效的治療方法還是通過教育訓練，幫助患兒獲取與人交往、獨立生活的能力。作為一部由外國人拍攝的反映中國的紀錄片，《星星的孩子》所提倡的“以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交流”也很耐人尋味。這一小制作的紀錄片撥動了許多人的心弦。本文是制片人河山與央視新影制作中心導演劉幗軼的對話。
劉幗軼：我很喜歡《星星的孩子》這個紀錄片，因為它讓我看到我所忽略的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并且讓我認識了孤獨癥。
河山：200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時，就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中國人很關心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里的事情，對除此之外的事情很少關心，覺得這不關我的事情。
中國人普遍對孤獨癥的孩子缺少了解。當父母帶著這些孩子上街的時候，旁人都會覺得這些孩子大叫大鬧，行為古怪，認為這些父母不會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其實這些孩子是殘疾人。在這種社會現狀下，以電影的方式在公開的場合告訴大家，這其實是孤獨癥的癥狀；人們認識了孤獨癥，就會對這個人群有更多的理解。這個紀錄片也已經在中央電視臺播放，這樣更加能夠引起人們對孤獨癥兒童的注意，這樣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來幫助他們。
劉幗軼：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因為這些孩子們的狀態，還有許多家長的無奈。你們在拍攝的時候是不是有時也覺得壓抑？
河山：是這樣的。拍攝這樣的題材從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是特別費力的，尤其是我們到星星雨學校拍攝的第一個星期。剛剛到來的孩子們的病癥都特別嚴重：特別有攻擊性，經常性的大吼大叫，還有哭泣?？吹竭@些，我就想，這些父母每天該忍受多大的壓力??！我們不是天天都拍攝，但每當我們有一整天拍攝的時候，一天下來，心情就很特別——感到不舒服，沮喪，有壓迫感。這只是我們的一天，而他們的父母要天天面對這些。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劉幗軼：我發現，電影在很多反映孤獨癥兒童父母的無奈和痛苦的場景中沒有使用音樂，音樂出現的時候都是影片比較溫暖的場景，比如父母和孩子們游戲。我覺得這樣的音樂運用會讓觀眾舒服一些。
河山：對，我們是特意這樣安排音樂的。我們選擇的題材是有些傷感，但是我們不想拍傷感的電影。我們希望電影是積極的，而且是讓人們能夠看到希望、相信未來會更好的。
另外我覺得悲傷的場景也不需要再用音樂加強，因為悲傷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再用音樂，我覺得就有些過分了。
劉幗軼：我在德國的時候也看到過一些德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或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反映國際文化沖突的，比如中國工人到德國去搬遷一個工廠；另一類是“文革”“奧運”等題材。而這個電影不屬于其中的任何一種。
河山：我想這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外國人來中國拍攝紀錄片，和誰簽的合同，由誰來資助，在哪里播出，這都會產生一系列的要求，于是，導演和攝像的觀點相對變得不重要了——東家提出要求，他們去完成而已。
我們這個片子不存在這種情況。除了德國孤獨癥協會以外，大部分的資金是我們自己出的，自己就有權拍攝想拍的東西。當然導演和我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是經過討論最后都能達成一致。
劉幗軼：你為什么在中國選擇了需要幫助的人進行拍攝？
河山：我認為如果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必須就此進行交談，而且要以尊重對方的態度。中國總想保持和諧，所有的東西必須看起來很美，而且要最好。但事實上，也必須去正視和談論那些不美的和令人傷感的方面，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也才能夠逐漸和諧。您剛才提到在觀看《星星的孩子》的過程中心里覺得很難受。我覺得這種難受是很必要的。這樣的感受是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可能的幫助的基礎，這比忽視那些不美的東西具有更大的創造力。依靠這一方式，德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以充滿尊重的交往方式共同促進某些東西。
劉幗軼：我很喜歡《星星的孩子》這個紀錄片，因為它讓我看到我所忽略的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并且讓我認識了孤獨癥。
河山：200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時，就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中國人很關心自己的家庭和小圈子里的事情，對除此之外的事情很少關心，覺得這不關我的事情。
中國人普遍對孤獨癥的孩子缺少了解。當父母帶著這些孩子上街的時候，旁人都會覺得這些孩子大叫大鬧，行為古怪，認為這些父母不會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其實這些孩子是殘疾人。在這種社會現狀下，以電影的方式在公開的場合告訴大家，這其實是孤獨癥的癥狀；人們認識了孤獨癥，就會對這個人群有更多的理解。這個紀錄片也已經在中央電視臺播放，這樣更加能夠引起人們對孤獨癥兒童的注意，這樣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來幫助他們。
劉幗軼：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因為這些孩子們的狀態，還有許多家長的無奈。你們在拍攝的時候是不是有時也覺得壓抑？
河山：是這樣的。拍攝這樣的題材從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是特別費力的，尤其是我們到星星雨學校拍攝的第一個星期。剛剛到來的孩子們的病癥都特別嚴重：特別有攻擊性，經常性的大吼大叫，還有哭泣?？吹竭@些，我就想，這些父母每天該忍受多大的壓力??！我們不是天天都拍攝，但每當我們有一整天拍攝的時候，一天下來，心情就很特別——感到不舒服，沮喪，有壓迫感。這只是我們的一天，而他們的父母要天天面對這些。這就是他們的生活。
劉幗軼：我發現，電影在很多反映孤獨癥兒童父母的無奈和痛苦的場景中沒有使用音樂，音樂出現的時候都是影片比較溫暖的場景，比如父母和孩子們游戲。我覺得這樣的音樂運用會讓觀眾舒服一些。
河山：對，我們是特意這樣安排音樂的。我們選擇的題材是有些傷感，但是我們不想拍傷感的電影。我們希望電影是積極的，而且是讓人們能夠看到希望、相信未來會更好的。
另外我覺得悲傷的場景也不需要再用音樂加強，因為悲傷已經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再用音樂，我覺得就有些過分了。
劉幗軼：我在德國的時候也看到過一些德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或有關中國的紀錄片。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反映國際文化沖突的，比如中國工人到德國去搬遷一個工廠；另一類是“文革”“奧運”等題材。而這個電影不屬于其中的任何一種。
河山：我想這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外國人來中國拍攝紀錄片，和誰簽的合同，由誰來資助，在哪里播出，這都會產生一系列的要求，于是，導演和攝像的觀點相對變得不重要了——東家提出要求，他們去完成而已。
我們這個片子不存在這種情況。除了德國孤獨癥協會以外，大部分的資金是我們自己出的，自己就有權拍攝想拍的東西。當然導演和我之間也有不同意見，但是經過討論最后都能達成一致。
劉幗軼：你為什么在中國選擇了需要幫助的人進行拍攝？
河山：我認為如果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必須就此進行交談，而且要以尊重對方的態度。中國總想保持和諧，所有的東西必須看起來很美，而且要最好。但事實上，也必須去正視和談論那些不美的和令人傷感的方面，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也才能夠逐漸和諧。您剛才提到在觀看《星星的孩子》的過程中心里覺得很難受。我覺得這種難受是很必要的。這樣的感受是向那些受苦的人提供可能的幫助的基礎，這比忽視那些不美的東西具有更大的創造力。依靠這一方式，德國人和中國人可以以充滿尊重的交往方式共同促進某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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