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外是怎樣看待精神發育遲緩的？

　　在今天的發達國家里，首先是醫護專業人員和社會公眾對待精神發育遲緩的態度發生了重大改變。精神發育遲緩者被長期禁錮在深院斗室，與世隔絕的時代已經結束，大多數患兒生活在社會和家庭中。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將軍在這一變革時期曾起了“身先士卒”的良好帶頭作用。戴高樂第三個孩子名叫安娜，誕生于1928年元旦這天，是先天性白癡患者。她的精神發育遲緩使才智過人的戴高樂無比痛苦和憂傷。但他并沒有怨天尤人，而是帶頭沖破當時的舊習慣勢力。將軍盡管公務很忙，但仍不時陪伴她。他常喜歡把她抱在自己的膝蓋上，拉著她的手娓娓動聽地唱道：“小姐，你是美麗的。”自小安娜于1948年2月6日去世后，戴高樂夫婦創立了“安娜·戴高樂基金會”，專門救助殘疾兒童。此基金會的首任主任是喬治·蓬皮杜。

　　戴高樂還寫下遺囑，把他的版權及他的總統退休金都捐贈給此基金會來開展工作，以永遠紀念他的愛女。戴高樂曾這樣對人講起過他的安娜：“這個女兒對我來說也是上帝的一個恩賜，她是我的歡樂，她幫助我克服了許多挫折，也使我獲得了眾多的榮譽，使我永遠向前。她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里。”在他的影響下，法國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迅速發展。俄羅斯、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也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如俄羅斯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精神病院外日間住院站的國家。

　　筆者曾在丹麥、美國耳聞目睹國外民眾是很關切低能兒童。他們認為能關心身心殘疾兒童（身指軀體功能，心指精神發育）是一種有教養的表現，而歧視這些兒童將受到輿論的譴責，甚至卷入人權問題的司法糾葛中去。美國政府順應公眾心理，通過了有關保護身心殘疾兒童的各種法案，積極投資建立相應的保護中心、專門學校和研究機構，并支持社會團體開展各項活動。繼肯尼迪總統以來的二十余年中，歷屆美國總統的夫人，直至當今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都身兼各種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協會、民眾團體或基金會組織的名譽主席、顧問等。1982年7月4日美國獨立節那天晚上，筆者之一在華盛頓電視節目上看到了由當時第一夫人南希主持的白宮草坪上所舉行的兒童游藝會。一些身心殘疾兒童演出了各種趣味橫生的節目。

　　具體些說，在美國對身心殘疾兒童所進行的各項保護措施，除了由國會通過多項法令，從法律上、組織結構上以及人力財源上給予這類兒童一定的保障外，還進行了某些必要的改革，建立了相應的專門機構，從事防治和研究工作。今天他們認為以大型病院形式將患兒與社會隔絕的做法是不合乎時代潮流的，非人道的。目前長期住院的做法已讓位于規模較小的以社區為基地的防治機構。智力低下的研究項目被列為科研規劃的重點課題之一。在華盛頓、紐約、麻省、加州和賓州都設有第一流的及研究機構。筆者曾在丹麥哥本哈根和美國華盛頓及賓州參觀一些低能兒童機構，其設備條件之完善，研究與管理教育力量充足，令人嘆為觀止。

　　另一方面的變化是精神發育遲緩的教育治療發展迅速。關于這方面的最新進展，絕大多數是比較簡單和耗資少的，包括言語治療、行為治療、工娛治療、職業治療等，目的在要使患兒掌握盡可能多的知識和技能，喚起他們的主動性，有人又稱這一治療為“開發性治療”。這一治療過去被認為是精神科醫生的事，而今天責任卻不少落在教育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身上了。其根本原因是，過去人們對于精神發育遲緩兒童的可教育性持悲觀態度，而今則讓位于樂觀主義觀點了。樂觀主義派認為：除具有進行性器質變化的患兒外，精神發育遲緩并非發育停頓，病情也不是江河日下，而是隨著年齡增長，可有不同程度的好轉。又認為，對已經形成智力損害者，重點應放在教育治療上。這些內容廣泛的教育治療，各國又給以不同的名稱，如白日醫院、中途康復站、寄養之家、低能工場、醫療性工廠、醫療性農場等。在教育治療上這些國家有一整套訓練計劃，包括視覺、聽覺、行為訓練和提高知覺、注意、思維能力等方面。訓練的時候，將情況相似的患兒十余人編為一組，對中度低能者，重點訓練他們的知覺、言語和運動功能，以適應日常生活為主要目標。對輕度者，則以教育為主，讓他們學習一些文化知識，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學會一些較簡單實用的勞動技能。在教育治療上，電視、錄像、電子計算機等現代手段貫穿到每個五一節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下面簡要介紹兩種常用治療。

　　言語治療：擬聲訓練——利用圖畫和模型，令兒童模仿動物、汽車、電話等聲響。聽覺訓練——令兒童聽東器、聽唱歌或聽故事，同時結合看圖片、聽音樂并配合拍手、行走等動作。表現訓練——如說出身體部位、衣服、食物、玩具的名稱，或反復朗讀、回答問題、解釋圖片和表演動作（學母親做飯、哄小孩等）。

　　行為治療：基本訓練——進行日常生活動作如衣、食、住、行的訓練。運行訓練——制定了成套體操、爬行或攀登，改變原來的笨手笨腳。條件反向訓練——以食物作為強化物的操作，增進注意力等。多重感覺訓練——鼓勵兒童學習每一次新技能時聽覺、知覺等并用。

　　我國是制度優越的社會主義國家。1949年全國解放后，黨和政府十分翔精神發育遲緩兒童，舊社會那種流落街頭，凍餓而死，受到非人待遇的情景已經一去不復返，尤其近年來國家發展很快，腦研究問題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1980年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上海腦研究所，嗣后又成立了兒科、神經科和精神科等研究單位，組織專門人員進行研究。另一方面。鑒于現階段該病的發病原理、治療方面的一些問題還未能解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省市如安徽、上海、沈陽等地又先后為低能兒開辦了特殊學校等組織形式，針對性地解決當前一些實際問題。就拿上海來說，有些區和街道辦起了兒童福利院、兒童育能院和寄托所，以全托或日托形式收下智力低下的學齡前兒童。近年來又出現一種特殊學校，有的附設在普通小學，有的附設在聾啞學校，還有的單獨集中辦校的。有些外國專家還專程來觀摩低能兒童的管理和教育。這類學校的特點是教育進度慢，較多地采用直觀]形象和興趣性教育方式，講究效果和實用，盡可能使他們的智能缺陷得到補償。許多患者經過特殊教育，智力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達到“自我服務，自食其力”的程度，其中的一部分加入到社會生產行列中去。那么，另一部分較重的患者，家中無人照管，閑散在社會上又怎么辦呢？精神發育遲緩的福利工廠、街道工療站就是一種很好的形式，這些組織相似于國外的醫療性工廠等組織。我國有一些全民和集體所有制的社會福利機構，已安排了低能患者就業。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適應社會的再教育訓練，早來晚歸，按時服藥，這樣一來，病還必須得到了控制，患者又有一定勞動報酬，同時增加與社會的接觸，可以防止或減慢他們進一步的退縮。實踐證明：這類組織機構確實是一種行之有效，適合中國國情的精神衛生服務形式，曾受到國際上高度稱贊，被譽為“上海模式”。